[编者按]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将士，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跨越千山万水，战胜千难万险，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铸就了光照千秋的伟大长征精神。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值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们推出专题报道。
记者巩悦悦实习生刘宗宇杨卓悦张莎莎钟鹏锋
10月14日团队排练；10月15日，去济南三中演出；10月22日，去山东省实验中学演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战友艺术团团长陈国栋向记者展示他们的日程表，“最近日程太满了！”
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战友艺术团成立于2015年，由195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组成。他们平均年龄超过70岁，从2016年开始排练，一曲《长征组歌》唱了十年。随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点的到来，他们接到的演出邀请越来越多。虽然很累，但是老演员们乐此不疲。
这群平均年龄70多岁的老人，为什么唱？唱给谁听？没有了枪林弹雨，今天的年轻人又该如何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把父辈的“雪山草地”唱进歌里
10月14日，在济南一间普通的排练厅，记者观看了他们的一次排练。参加排练的195名团员，退休前大多是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也有医生等各行各业的人，其中还有几位是红军的后代。
“那是战略大转移，生死存亡之际。所以你唱起来，心里很沉重。”范西红说。
范西红退休前是济南军区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做了一辈子外科医生。她也是共和国同龄人。她父亲范朝利，不到15岁在河南新县参加红军，属于红四方面军，亲历了三过草地、两过大雪山。
在范西红的记忆里，父亲很内向，一辈子不愿意说自己有什么功劳，老觉得都是该做的。直到父亲晚年，离退休的父女俩才有了大把时间聊天，她才亲耳听到那段残酷的历史。
“我问他，你们长征过草地爬雪山，是吃草根吃树皮吗？”范西红回忆道，“父亲说，有草根树皮吃是好的嘞。后续部队连树皮都扒得光溜溜的，只能把皮带、鞋底子煮了喝点汤充饥。饿到极限时，前面走过的人排泄物里没消化的青稞，在泥水汤里淘一淘、煮一煮，就这样吃下去。那种饥饿，突破了人能承受的极限。”
这种震撼，在她唱起《过雪山草地》时尤为强烈。前奏一响，她脑海里全是红军在暴风雪中、在沼泽地里宿营的镜头。2023年，她重走长征路走到松潘草地，柏油马路已经直贯草原，牛羊肥壮。“但只要一想到长征路上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大家连落脚都不敢，生怕踩在脚底下的，是红军战士的遗骨啊。”范西红说。
挂牌配资入口对于方景苏来说，长征的记忆是父亲口中那场大雨里的240里奔袭。
方景苏的父亲方正，长征时在红一军团四团担任俱乐部主任，负责行军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原本要求三天走完320里，出发一天后，命令变成了必须在24小时内拿下泸定桥。
“天降大雨，山路泥泞，战士们出发前只吃了一顿饭，途中还打了两仗。我问我爸爸怎么走下来的，他说脑子里没有别的东西，一定要完成任务。”方景苏说，走到最后，父亲形容“腿简直就像灌了铅一样”。
方景苏说，等红军战士赶到泸定桥西岸，敌人已拆除了全部桥板，只剩13根晃动的铁索。突击队攀着铁索一边打枪一边冲锋，三连战士跟在后面，夹着木板一边打一边铺。方正和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也跟着冲了上去，“他们觉得自己是党员，是领导，就必须冲在前面。”
杨文的父亲赖仲生，13岁参加红四方面军。他经历的长征，有着另一种锥心刺骨的痛。
据杨文回忆，爬夹金山时，父亲的腿被划破，又红又肿。一位比他大两三岁的女战士，让他把脚放进自己怀里取暖。第二天集合号响，天蒙蒙亮，父亲觉得脚有些发凉，抽出来去喊那位大姐，但怎么叫也没叫醒。推一推，大姐就歪倒了，活活给冻死了。“她把自己的命舍掉了，救了我爸爸。”杨文说。
后来过草地，赖仲生不小心陷进沼泽，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大将指挥人，用马尾拴着枪把他拽了上来，又用背锅的竹条子捆住他的腰，对他说：“你跟我走。”就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指引了赖仲生一生。“爸爸说，当时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只知道红军是为穷人的队伍，这条路是对的。”杨文回忆。
三位父亲，走过了不同的长征路。但最终，他们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把自己的命，交给了这支为穷人打仗的队伍。
不是娱乐，是在告慰
“没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陈国栋今年76岁。他说，团队选中了《长征组歌》，实际上就是选中了使命。
这一切的起点，其实是个“意外”。2015年，从前卫文工团退休的周学英找了十几个爱摆弄乐器的老战友，本想“凑个小乐队解闷”。可当《四渡赤水》的旋律响起，一群经历过共和国风风雨雨的老人一拍即合：“不如把全套《长征组歌》排出来，唱给孩子听，让他们知道红军是怎么过来的。”
这念头一出，“苦”就缠上了这群老人。从最初十几人的自娱自乐，到后来副团长聂宜华带队的九十多人合唱团、六十多人的管弦乐团，再加上报幕、朗诵等后勤人员，硬是凑齐了195人的大阵仗。
在这个过程中，79岁的艺术总顾问周学英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对艺术要求极高，团里大多数人不是专业出身，年纪大了记不住换气、停顿，有些细节他要教上十遍二十遍。排练《告别》时，他要求大家唱出悲愤抽泣的感觉。
“什么时候你唱得自己想流泪了，那才达到了我们演唱的目的。”周学英说，“演唱《长征组歌》不是来娱乐，是用《长征组歌》告慰在长征中牺牲的烈士。”
这群平均年龄70多岁的老人，硬是凭着一股韧劲，把从《告别》到《大会师》十首曲目全部啃了下来。陈国栋介绍，有人在北京、青岛看孙子，一听说要演出，立刻坐火车赶回来。
“一代一代人只要唱着红歌，红军烈士就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周学英说，这就是他们坚持的意义。
新时代的“雪山草地”在哪里？
10月15日，这群老人带着《长征组歌》站上了济南三中的舞台。台下，十几岁的孩子们有的眼含热泪，有的则攥紧了拳头。演出结束，他们围着穿红军军装的爷爷奶奶不肯走。
歌，唱给了孩子听。但一个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没有了枪林弹雨，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还要学长征精神？怎样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在一场座谈会上，把它们抛给了山东大学的年轻学子。
在这场座谈会上，年轻的大学生们听到了课本上未曾详述的长征细节。最让他们动容的，是红军后代王云凤讲述的故事：她的父亲作为红军连长，在爬雪山时坚持“一个都不能少”，背起走不动的战士。当他掉进冰坑遇险时，战士们纷纷解下绑腿，系成绳子把他拉了上来。
这个细节，让山东大学大二学生於新雄和大一学生程睿翔深受触动，他们意识到自己对长征精神的了解还过于“短浅”，决心要更加细致、广泛地学习真实历史，以后讲给下一代听。
另一位大二学生孙天彤，则对座谈会上听到的一个细节久久难忘：范西红的父亲在晚年曾感慨，自己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可以走了。“这是一个多么为人民奉献、为祖国奉献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孙天彤感慨。
年轻人在历史中寻找坐标，而陪伴共和国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人，对新一代面临的挑战有着清醒的认知。座谈会上，范西红对学生们说：“你们现在比我们难，你们现在生活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选择特别多，受的影响也特别多。”
这位红军后代向年轻人描绘了当代的“雪山草地”：那是常年在风雪边关驻守二三十年的边防战士，是在礁石上守着导航灯待了三十二年的守岛夫妻，是放弃国外优渥待遇、隐姓埋名几十年研发原子弹火箭的归国专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新时代仍然有雪山草地、腊子口。”范西红说，这些困难不一定以当年的形式出现，但在思想、工作等方方面面，依然需要年轻一代去攻坚，“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你的长征路。”
（山东大学张艺彤、戴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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