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二手烟”，还要忍多久？

新京报消息，在儿科医院门外，北京市民孙玲（化名）曾出言劝烟，却被反问湖北证券配资综合服务网，法律没禁止，为什么不能吸？

医院外、地铁站、高铁站台、十字路口……这些人流密集的室外空间，往往也是二手烟暴露严重的区域。随着健康意识提高，人们开始对这些法律未明令禁止的二手烟说“不”。

每年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专家指出，出台全国统一的控烟法，是回应公众“拒吸”需求的根本手段，且立法宜严不宜宽，对于禁烟范围应当进行充分的公众讨论。

探访：北京多个公共场所“游烟”扰民

在医院外，孙玲第一次和陌生人起了口角。

今年4月，孙玲带着孩子去北京一家知名儿科医院看病。还没有走进安检通道，就在医院东门外侧的绿化带边看到一名中年男子站着抽烟。在靠近医院拉门的几米开外，地上印着“禁止吸烟”的几个黄色大字，该男子对其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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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门口是患儿进出必经之地，孙玲对该男子的行为感到生气，要求他灭掉烟头。对方反问，这里不是门诊楼，没有法律规定，凭什么不能吸。

虽然最后该男子扔掉烟头走开了，回忆起来，孙玲仍觉不平。

“不知是不是我心理作用，每次来医院，老觉得周围吸烟的人比其他地方多。”孙玲说，下了二环路天桥往医院东门走，一路上都是烟味，医院旁的小公园里也总有人喷云吐雾。她还发现，有些爸爸带孩子看病，自己走在前头吸，孩子跟在后头闻，不在乎孩子吸了二手烟。

困扰李丽丽（化名）的则是路面游烟。

李丽丽家住西城区马连道，单位在国贸，每天早上骑电动车去地铁站通勤。骑行路程不超过十分钟，几乎每天上路都要吸二手烟。

“有些人喜欢边骑车边抽烟，速度还很快，我也超不过，只能跟在后面吸。”她说，骑车时吸“迎风二手烟”，等红绿灯时吸“路口二手烟”，到了地铁站还得吸“地铁口二手烟”。为了少吸两口，她骑电动车也会戴口罩，“给自己整点心理安慰。”

现实情况正如孙玲和李丽丽反映的这般。

记者近日走访了西城、东城、朝阳多家儿科及妇产医疗机构，发现很多医院虽然尝试通过设置禁烟标识、广播提醒等方式劝阻吸烟，但医院出入口外侧、周边道路及附近公园绿地等处依旧有不少人吸烟。这些公共区域虽不属于医院内部，但人流量大，是患者、孕妇常等候停留的区域。记者还发现，有些烟民就是陪诊家属，手中还提着印有医院名的检查资料袋。

5月26日，北京某知名儿科医院大门外，数名男子在绿化带旁吸烟。该处为患儿进出必经之路。新京报记者戴轩摄

记者走访十里河、潘家园、北工大西门、广安门内、景风门等地铁站时，同样看到有人抽烟。有的市民一出站就掏出卷烟，有的蹲在地铁出入口台阶上，还有人一边吸烟一边走进地铁站，踏上电梯才灭烟，地铁口周围可闻到明显烟味，地上散落着不少烟头。

“红绿灯二手烟”亦不罕见。记者在双井桥与广渠门外大街交叉口、华威桥与松榆南路交叉口等十字路口发现，有的市民骑在电动车上、站在路口处吸烟。这些路段高峰期车流量大、非机动车道较窄，等灯期间，只要一个人在前方吸烟，后方的市民都得在原地吸二手烟。

该行为还隐藏着安全隐患。5月29日晚，记者在劲松中街十字路口见到一男子骑着电动车边抽烟边等灯，绿灯亮起，男子右手握持电动车把手，左手夹烟不时吸一口，如此单手控车，穿行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十分危险。

5月29日晚高峰期间，东三环双井桥路口，一名男子骑在电动车上吸烟。新京报记者戴轩摄

拒吸“合法二手烟”

医院外、地铁口、马路上、各类写字楼体育场馆门口……这些人流必经之处，日常二手烟暴露普遍，但并不在北京现行控烟法规的限制范围内。

“那大哥说得没错，法律没规定外面不能抽烟。虽然不违法，但我们闻着反感，更不想让孩子吸。”孙玲说。

控烟法规刚推出时，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在明确禁烟的室内空间。而随着时间推移，对于户外“合法吸烟”现象，公众容忍度也在下降。

上海于2024年开展的万人“游烟”调查显示，六成市民经常遭遇“游烟”，逾九成市民对“游烟”反感，超七成市民表示不能接受“游烟”。

该调查还显示，室外排队等候区域、人行道和路口红绿灯等候区域、室外游乐场、公交车站、商场及商务楼出入口是人们反映二手烟最多的地方，对于学校门口（接送学生时段）、医院大楼门口和地铁站出入口三类场所的室外二手烟也表示强烈反感。

这种对二手烟避之不及的情绪，反映在公众对相关事件的高度关注上。今年4月24日，深圳一女子在公交站台阻止男子抽烟，二人发生冲突，引发舆论关注；2天后，上海迪士尼小镇一名男子劝阻烟民吸烟，亦冲上热搜。

“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趋势。公众反映多、劝阻多，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说明大家的健康和法律意识增强，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秘书长、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管理与法治分会副主任委员杨杰说。

该协会调研发现，越是控烟严格的城市，如香港、北京、上海、深圳，人们拒绝二手烟的意识越强，投诉举报量越大，控烟较松的城市反而不劝不管，举报更少。“香港的控烟力度是我国最严格的，市民对违法吸烟的举报量一年仍有2万多，而在一些非一线城市，一年举报量可能只有几十个。”杨杰表示。

“从某种程度上，中国控烟的社会观念改变快于立法进程。这是值得欣喜也应该反思的一面。”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亟待出台全国统一控烟法

随着人们的“拒吸”意识增强，部分城市也尝试进行拓展管理。

于今年4月30日实施的香港控烟新规明确，禁止任何人在公众场所持有另类吸烟产品（如电子烟、草本烟和加热烟）——即便只是携带而没有吸烟亦可能违法，一旦被查获，最低可罚款3000港元，最高可被罚款5万港元及监禁6个月。该新规没有过渡期，没有“首违免罚”，旅客也无豁免。

深圳于1998年颁布实施中国内地首部地方性控烟法规，于2014年、2019年两次修订，将公共交通运输站楼行人出入口外侧五米范围内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室外站台和等候队伍所在区域、体育场馆室外观众座席、公园景点等非吸烟点的其他室外区域列为禁止吸烟区。

杭州市曾发出“无烟西湖，拒绝游烟”倡议，提出将常态化开展劝阻“游烟”志愿者行动。

上海施行了国内首个《室外吸烟点设置与管理要求》地方标准，发布了《室外控烟柔性治理倡议书》，并在外滩、南京路、豫园等八大网红地标倡导“室外不吸游烟”。近期，上海提出针对重点场所做好室外二手烟管控措施，加强“室外不随处吸烟”“吸烟避开人群和前往室外吸烟点”文明健康行为的倡导与实践。

杨杰介绍，对于近年来受关注的室外游烟问题，一些控烟较好的城市开始加强管理。不过，管理方式大多是通过倡议、劝阻、设置吸烟点等柔性措施，希望市民形成自觉，这些措施不具有法律效力，也容易随着相关控烟措施的结束、舆论的平息和人们关注点的转移而声势减弱，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仍需出台全国统一的控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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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对控烟的认识度和支持度，与1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出台全国控烟法的时机早已成熟。难点在于财政收入对烟草税收的依赖度，以及相关利益方的反对，但这件事依旧需要向前推进。”杨杰表示，我国控烟目前靠地方立法，但各地宽严不一，城市间差距较大。若想通过各地立法或修法加大控烟力度，实践中将面临较大立法成本浪费和利益相关方阻力，这从近年来部分城市控烟立法和修法倒退可见一斑。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李可薇介绍，世界卫生组织于2008年推出了“MPOWER”一揽子控烟措施。目前，中国在“M”（监测）上达到优级，但“P”（无烟法规）评级仍处于最低水平。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8条要求，每一缔约方应在国家法律规定的现有国家管辖范围内采取和实行，并在其他司法管辖权限内积极促进采取和实行有效的立法、实施、行政和/或其他措施，以防止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接触烟草烟雾。但也提到了‘适当时，包括其他公共场所’，在户外游烟这个问题上，立法可以考虑拓展保护范围。”李可薇说，事实上，全球的控烟趋势亦如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拓展禁烟范围，从户外公共空间延伸到半私人甚至私人场所。

杨杰进一步指出，若全国层面控烟法出台，在此基础上，各地可结合自己的情况予以扩大和设置执法机制等。从内容上，全国层面控烟法应当设置得更严格，即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而不是更宽松，对于禁烟场所（特别是室外禁烟场所）的划定、如何解决“游烟”的问题，可以进行充分的公众讨论，让公众充分知晓、达成共识并积极支持。

原标题：“合法二手烟”湖北证券配资综合服务网，还要忍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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